吉林日报社总编辑陈耀辉与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右)吉林日报社总编辑陈耀辉与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右)

  2015年11月10日,习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预示着我国经济治理思路发生了重大转变。

  有分析认为,政府关注点开始从管理总需求转向管理总供给,“供给侧改革”将成为贯穿“十三五”的主线。

  今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之年。我们该如何深入理解“供给侧改革”与经济新常态、“五大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我们的“供给侧改革”与西方国家的供给革命之间又有哪些不同之处?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么看?怎么办?怎么干?如何从供给侧发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着这些问题,吉林日报社总编辑陈耀辉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

  新常态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威胁

  陈耀辉

  我们注意到,习总书记在讲述“供给侧改革”与经济新常态的逻辑关系时用了两个词,一个是“必然”,另一个是“必须”。他特别指出推进“供给侧改革”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必须确立的战略思路。请问刘校长,我们该如何理解习总书记的这段讲话?

  刘伟

  “供给侧改革”是经济新常态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要求。理解“供给侧改革”的历史必要性和客观必然性,首先要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所发生的一系列新变化和新要求入手。

  这种新变化,首先就是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达到了一个新起点和新水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GDP总量在全球所占的比重为1.8%,世界排名在10名之外,而到了2016年,我国GDP总量达到74.4万亿元,在全球所占的比重为14%。这意味着我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另外,2010年,我国人均GDP第一次跨越了温饱线,从下中等收入阶段达到了上中等收入的起点。去年,我国人均GDP达到5万多元,平均年增长在8%以上,这对于约占世界人口23%的中国人口基数而言,8%的增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除了这些数量的变化,还有一些质量和结构上的变化。比如城镇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城镇化率不到20%,2016年底,城镇化率超过了50%,已经进入到经济发展史上通常所说的加速期。再比如工业化,我们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按照规划,到2020年,我国经济结构中将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要全面实现新型工业化。

  其次,我国的经济发展条件发生了新变化,它会产生新约束和新瓶颈。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从供给侧来说,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最突出的变化就是供给侧的要素成本大幅度提高。这个要素成本主要是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技术创新四个方面,它们系统地大幅度提高,从而使得上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核心竞争优势发生了深刻变化。

  过去,核心竞争优势就是要素成本低,现在这个优势越来越淡化了,甚至成了劣势。这就要求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发生根本改变,否则将使得产品的成本大幅上升,会形成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压力。长期成本推进型的高通胀,必然使得这个国家在市场上既缺乏竞争力,又使得社会缺乏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