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一直都有一个声音:我真的不觉得我妈妈这样有什么变态、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是又没有办法去跟社会的声音对抗。我心里的声音逐渐被削弱了,可是它又一直都在。

纪录片《日常对话》剧照。图片来自网络纪录片《日常对话》剧照。图片来自网络

  文|实习生周小琪 新京报记者贾世煜 

  11岁那年,黄惠侦第一次从长辈口中听到“同性恋”这个词,说的人是她母亲。

  那是一个台湾的短发妇女,颧骨很高,看起来沉默寡言。她的职业,是做“牵亡”(台湾的一种祭祀仪式)的法师。

  这些年来,她的母亲总共交往过十多个女朋友。在家里,黄惠侦和母亲除了每天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没有别的交集。

  在黄惠侦的家庭中,父亲的角色是缺失的。他是一名油漆工,嗜赌,爱家暴。黄惠侦10岁时,母亲带着她和妹妹从家里逃了出来,再也没有回去过。

  一段漫长的时间里,黄惠侦怨恨自己的母亲,“我为什么是一个‘变态’生的小孩?”她曾经极度缺乏安全感,常在梦中看到母亲离去的身影,留下她和年幼的妹妹。长大后,她试过逃离,却又因责任感重返家庭。

  直到1998年,她拿起摄像机,将镜头对准母亲。太多疑问缠在黄惠侦心里:妈妈喜欢女人是正常的吗?为什么妈妈爱女朋友要比爱我们多?为什么我们明明是相依为命活过来的,却好像陌生人?

  有人不解,认为摄像机是一把挑开伤疤的利剑。但她将拍摄视为母女和解的过程:“这台摄影机看似暴力地介入了我们的生活,但我是靠着它才有胆识去靠近我妈妈的。”

  拍摄用了将近20年时间,黄惠侦将片子取名为《日常对话》。据台湾媒体报道,这部纪录片先后拿下德国柏林影展泰迪熊奖最佳纪录片、台北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两项大奖,并将代表台湾参加第90届奥斯卡外语片竞逐,成为首部代表台湾出赛的纪录片。

  最近,我们找到黄惠侦聊了聊。谈及这段经历,她已经足够坦然。即便被问到一些尖锐的问题,她的语气也不会有太大的起伏,始终温柔又从容。她向我们袒露了这些年内心的痛苦与挣扎,以及和母亲从撕裂到和解的全过程。

  口述者:黄惠侦 39岁 纪录片《日常对话》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