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上海大剧院前艺术总监钱世锦曾在上海交响乐团工作。在他的印象中,当时的中国交响乐团委约新作品的机会很少,规模也很小,他在上交时,还没有这样的委约。

  “委约作品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大量工作和准备,是个很难的事情。”如今正值建党百年的历史时刻,上交一口气委约了四部新作,在他看来,相当不容易。现场聆听之后,他欣喜地发现,四部作品风格都不一样,有的写法传统,有的写法现代,但都不是“任务式”的作品,而是发自每个作曲家内心的激动之情。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凝结了几代人的不辍耕耘,为庆祝建党百年,上海交响乐团同时委约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四位作曲家——贾达群、于阳、郝维亚、杨帆,创作了四部新作——《逐浪心潮》《中国颂》《相信未来》《父辈》。12月5日,四部新作初试啼声,上海交响乐团首次排演了四部新作里的精彩选段。

 研讨会现场 研讨会现场

  当天,来自全国的学者和专家齐聚试听会,作为首批观众聆听了四部新作,并与四位作曲家展开深度对话。这些对话将帮助四部新作以更成熟的姿态面世,并且引发了讨论——主旋律作品应该如何创作,委约制应该如何常态化。

  上海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也来到了现场。在她看来,上交在整个项目的推动上,体现出强大的组织力和前瞻性,值得借鉴;在试听和共享新作上,上交也显示出一套前沿的理念,值得推广。

  同时,她深知创作的不易,非常个性化,作曲家个人的视角、审美、语境,最终形成了不同风格的作品。从四部作品中,她看到了用心、用情和真诚,并不是“形式主义”。

试听会现场试听会现场

  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杨燕迪同样认为,这个项目做得非常专业,这样一种委约方式也在全国树立了标杆。

  “音乐是非常抽象的,很难有具体的叙事或细节的描画,作曲家如何对这厚重、复杂的一百年有一个总体性的感悟,是很大的挑战。”在他看来,四位作曲家都做出了积极、深刻的回应,于阳、杨帆的语言相对传统,郝维亚、贾达群的语言相对先锋,“这样一个宏大命题,采用什么音乐语言非常重要,四位作曲家的取向都不一样,但都达到了相当好的效果。”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张树荣操办过各种大型音乐活动,在他看来,高雅的交响乐应该从象牙塔里走出来,要接地气,要打得响、传得开。

  “交响乐创作,无论技法多么高超,最起码要让观众坐得住、听得进,观众坐不住、听不进,作曲家心里也空落落的,等于打了水漂。”现场听了四部作品后,他眼前一亮,第一反应是“不空”,实打实地被打动了。另外,他强调,好作品需要持续的推广,让大家熟悉起来,就像《红旗颂》,常演不衰,尽人皆知,四部新作过了建党百年这个节点,也要继续演下去,保持生命力。

  “《红旗颂》为什么大家记得住,因为音乐主题、音乐形象塑造得非常棒。”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在现场提到,委约创作有明确的任务和目标,首要“主题鲜明”,同时,要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写给老百姓听,要让老百姓踮踮脚也可以听得懂。

 试听会现场 试听会现场

  另外,说到主旋律创作,有些作曲家会排斥,俞峰举例,德奥、苏俄的作曲家其实都写过主旋律,包括莫扎特,只不过有些是宗教的艺术形态,“哪一个作曲家不写主旋律?只不过意识形态不一样、立场不一样,我们要的是好作品!”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孙国忠也认为,主旋律作品照样可以写得好,可以成为经典。同时,从已故驻团作曲家朱践耳为上交留下的宝贵财富,到上交四部新作的委约,他也看到了委约的重要和可贵。

  “西方有一百多年的委约历史,委约从各个角度鼓励了作曲家的创作。”疫情之后,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喷涌而出,他相信,委约制更会成为一种常态机制,为作曲家打开方方面面的创作之门,“希望上交把这种常态的委约延续下去。”

  “创作是源泉,也是音乐家们赖以生存的依靠。上交作为百年老团,历来看重创作、支持创作,尤其是建党百年这一历史性时刻,我们希望通过委约的方式,进一步推动创作,带出一批优秀作品。”

余隆在研讨会上余隆在研讨会上

  上交音乐总监余隆说,作为文艺先行者,上交几年前已经开始策划建党百年的委约,有详细的工作进度、工作安排,而不是拍一拍脑袋,“上交做每一件事都是认真的,都讲求专业,把专业做到最好,才能对行业、对国家有一个交待,才能向全世界传播好中国声音。”

  “四部作品有非常灿烂的前景,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明年应该会站在全国的起跑线上。”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纲对上交的谋划在先、运筹帷幄表达了赞赏,同时,他强调,上交更应该考虑,如何把这些作品在全国范围内打响,甚至在国际舞台上打响。

  试听会后,四位作曲家还将对四部作品进行打磨。12月31日,在新年音乐会“唱支山歌给党听”上,四部作品的精彩选段,将由上海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广州交响乐团联袂预演,明年4月底、5月初将呈现完整版,并计划全国巡演。

  (澎湃新闻记者:廖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