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往事》第一季《桐乡往事》《江南往事》第一季《桐乡往事》

  编者按

  中央新影集团发现之旅频道创意策划,联合上海广播电视台及各高校共同制作口述体纪录片《江南往事》;已完成这一系列的《桐乡往事》第一季14个人物共30集。

  百年中国从大灾难、大动荡、大转型中走过来。然而,波澜壮阔的历史中缺少反映个体和家族经历的影视纪实作品。《江南往事》以个体口述的方式,大规模地记录平凡人物的人生,把一个个普通人的口述做成可供传播的产品。

  作为中国纪实纪录片的开创性人物,中央新影副总编辑、《东方时空》《实话实说》等节目的创始人、《江南往事》总策划、出品人时间认为,《江南往事》将不仅是简单的一个电视产品,同时也是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研究的成果。

  日前,在上海西郊宾馆举行的《桐乡往事》研讨会暨多学科共同承担参与制作的《江南往事》启动仪式上,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时间,谈谈做这个纪录片的缘起。

《江南往事》总策划、出品人时间《江南往事》总策划、出品人时间

  (以下根据记者采访整理而成)

  我们为什么要做口述历史?

  我们作为纪录片工作者,对口述历史有着先天的血缘关系。自从有了同期声技术,纪录片中以当事人的讲述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

  我参加工作是1985年,在那之前,中央电视台的拍摄,大部分还是胶片记录的方式,胶片记录的缺点就是声音的采录不同步,也没有特别方便的方式。声音的同步还要做很费劲的一些技术处理。

  1985年以后,我们才有了音系的摄录一体化的设备,从那以后我们就非常重视纪实采访,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才有了以当事人的采访为主要表现内容的这种纪录片,我们叫纪实性纪录片,这种纪录片最后被观众广泛熟悉认可,产生影响的是《东方时空》。

  《东方时空》的纪实性语言,让观众第一次领会到了纪录片的魅力,“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东方之子》,甚至《焦点时刻》这样的现场报道,这些都是现代电视技术语言,它非常真实。

  我们是中央媒体,有一些宣传的任务,我本人做过很多纪录片大片,但让老百姓上镜就是个难事,老百姓上镜头是为了一种(新闻)的出现,而不是完全讲述他自己,完全讲述自己的电视片还是特别少的。直到这些年有了新媒体,有了手机,有了简便易行的记录拍摄方式,我们都可以拍好自己,表现自己。

  从历史的角度,从有价值的角度,从我们尊重生命的角度,因为他是弱势群体,在社会层面上,他是一个不引起重视的人,所以他们很难发声,想到这些,我们就觉得有责任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发声。我想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值得记忆的、真正的历史。

  小镇文学的影响

  最早,我们在桐乡做了一个新影公社,里面有很多演播室,想把它的功能跟我们专业结合起来,在里面做个“全民影像计划”或者叫“全民影像公社”。当时因为条件不具备,还没有这个大楼,就想不要再等了,做一个《桐乡往事》吧。

  我们跟学校合作,跟普通的老百姓合作,开发这样一个方式:全民影像,让大家讲自己的经历。当然在某些时候我们会确定一个主题,比如《桐乡往事》我们就选择了几十年来对桐乡产生重大影响的几件事,比如说羊毛衫,羊毛衫从零开始到现在的规模,它在桐乡已经是一个国际性的市场。

  还有小镇文学。

  我到桐乡之后经常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信息,其中对一个事情特别好奇。在1980年代,这么一个农村小镇上就产生很令人牵挂的文学书刊。当地有一个叫《梅泾文学》的刊物,一对夫妇坚持办到现在的,现在在桐乡还有这样一个文学活动,少部分的文学爱好者、知识分子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文学作品,这个习惯从80年代一直保持下来。《梅泾文学》就在濮院镇,小镇能够有这样的文学记忆,这个地方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这就是江南文化,是一种历史传统。

  小镇文学的影响到底在哪儿?我想不光是一些文学爱好者,满足自己的写作的愿望。对这个地方产生影响的、或许就是它的文学力量,是文化的感召,是一个精神世界的丰富,才使得这个地方的人、他的创造能力得以发挥。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回忆。在80年代,我们都是文学青年,有个文学梦。那时候我们在学校,每个班好像都办点刊物。现在在农村居然也有这样的文化需求,而且坚持办到现在,有四五家,我觉得文化的需求可能是导致这个地方经济腾飞的一个很重要的保障。

  濮院在这几十年的历史当中,它的表现很多有原生性,它建起了世界性的羊毛衫市场,你说是因为文学的感召吗?当然不一定就能这么下结论,可是这个刊物在当地的影响一定是很大的。因为有了这样一群热爱文学的人,有想创造精神净土的人,他们在这儿同样创造了经济发展的神话。

  想到这儿,我就很关注这个题材。所以我们讨论之后,大家也是异口同声想把这段历史给它再展示一下。

  先确定了这么两个方向的题材,当然还有别的选择。《桐乡往事》就作为了我们“全民影像”的一个开篇。